张一鸣、王兴和程维在乌镇跟我们一起聊了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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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生存格局，已经进入了它的“下半场”，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一样，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刻、更复杂和更长远的变化阶段。

棋至中盘，赛到中场，垂直领域胶着、疑虑与重整旗鼓准备出击的暗涌交织。互联网从业者对未来趋势有何思考和预判?

2016年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美团点评CEO王兴、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与PingWest品玩创始人骆轶航进行了一次长达3个半小时的闭门长谈，聊了聊他们眼中的未来互联网趋势——移动互联、互联网区域经济、人工智能、国际化以及他们的希望与焦虑。我们希望，在从中国互联网全局看待圣经里关于危机公关未来3-5年的发展时，这场从时间、空间上都有巨大跨度并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对话，能给未来的人们带来更多启发。

以下是PingWest品玩创始人骆轶航与三个中国互联网“少壮派”领军人物的最全对话实录。4万字长文，内含丰富细节、性格、大格局与边角料，请谨慎阅读。

旧交：张一鸣感谢程维，王兴是否说滴滴“垃圾”?

骆轶航：王兴跟张一鸣认识是2007年，当时在做饭否，其实后来就分开了。但是其实这两年交集反而变多了。

张一鸣：2007年我还在酷讯的时候认识王兴，后来加入了王兴团队。

骆轶航：那会儿是一鸣加入王兴的团队，现在今日头条是一个很成体量的公司，一个国民级产品，当然美团点评也是国民级产品，滴滴也是国民级产品。王兴，你觉得这么多年你们俩谁成长更快一点?

王兴：我觉得一鸣学习能力超强，而且超级理性。

骆轶航：对，他超级理性这个我们都有体会。那你觉得他的成长是不是超过了你的速度?

王兴：这样不好比。比如我比他大3岁，当我们是10岁和13岁的时候我们差30%，当我们是33岁跟36岁的时候，这个差距就变小了。

张一鸣：对，分母变大了。

骆轶航：对，然后程维，你认识他们可能会稍微晚一点，之前你在阿里工作。

王兴：我跟程维认识也挺早，2011年。制作宣传片需多少钱

程维：应该是2011年。

骆轶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你们俩认识?

程维：当时我在支付宝，因为业务合作认识王兴的。

王兴：程维负责对接我们，当时他在支付宝商户事业部。

骆轶航：一鸣跟程维认识是哪一年?

张一鸣：我们晚一点，2014年或者2015年。

骆轶航：什么样的契机?

张一鸣：应该是行业的会议。第一次是哪次我记不得，但我记得上一次互联网大会，跟着程维去敬酒。

王兴：我说用户体验可以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例如不应该要有注册。我不习惯用“垃圾”这种词。

骆轶航：所以当时你没有说垃圾这个词?

王兴：我肯定觉得有很大改进空间。

程维：他说了(笑)。其实是这样子，我不太正式地请他给我一些意见。

骆轶航：对，他说话很直。

程维：他很客气地给我指了一些意见，可能是口语。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现在哪个APP还有这样复杂的注册流程。

王兴：一上来就先注册，不然运行不了。我说这样不利于推广。

程维：对，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注册流程设计太垃圾了，大概是这样的语境。

骆轶航：后来就被别人传成“王兴说滴滴很垃圾”。以至有人认为你们俩关系不好。

程维：没有，我们是很虚心接受的，回来以后很快就改掉了。我也认为那个设计其实挺垃圾的。

骆轶航：但这后来变成了励志故事的一部分，王兴说垃圾，程维不服，然后把滴滴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司。这个(媒体)语境就变了。(笑)

骆轶航：一鸣跟程维你们俩现在很有意思，我想知道一个故事。程维怎么请柳青加入滴滴的故事，已经被写了很多，都是真的吗?你们聊了很多次，大家参加团建，你们都哭了，有一天柳青终于决定加入。

程维：这部分是真的。

骆轶航：最近大家都知道，一鸣招了一个女士做高级副总裁，那个女士叫柳甄，是柳青的堂妹，你是何居心?

张一鸣：我没有因为她是柳青的堂妹，或者之前是滴滴的竞争对手，或者Uber跟滴滴合并，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程维知道，我很早之前就接触她了。

骆轶航：很早之前就接触了。

张一鸣：对，去年这个时候。

张一鸣：谢谢程维嘛。

骆轶航：滴滴跟中国优步这个交易之后，程维你跟柳甄有过什么样的沟通?

程维：其实挺好的，我们挺平和的。我知道柳甄去一鸣那里，我是第一时间给祝福的，我跟一鸣讲，柳甄是好同志，我是鼓励的，也是祝福的。

骆轶航：所以你是等新闻出来才知道的吗?

程维：差不多那前后才知道的。一鸣之前一直在做动作我是知道的。

骆轶航：就是他在底下做小动作你是知道的。

程维：如果两个人特点相差最远搭配起来，可能化学反应是最强的，所以我觉得柳甄跟一鸣在一起会有很强的化学反应，我很期待的。

张一鸣：不会吵架。

骆轶航：那我们其实都蛮期待的。

移动互联网是不是分界点?

张一鸣：移动互联网肯定不是一个分界点。

王兴：不能孤立地看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的时代，钱穆有句话，叫“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它们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程维：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可以跨越时空，构建很多超级连接。

骆轶航：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稍微严肃一点了。为什么会请王兴、程维、张一鸣三个人坐在一起去聊，因为这三个人之间的确互相的关联是很强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走向下半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那要说到下半场的话，我也非常好奇，因为李彦宏乌镇大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讲得非常好。他说移动互联网战争已经终结，未来不会有独角兽。我同意前半句，移动互联网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竞争已经告一段落;未来不会有独角兽这个说法，我高度存疑。但其实如果说移动互联网的竞争终结，那实际上是三个事情的终结。

人口红利的终结、流量红利的终结、超常规高速增长的终结。这三个终结导致整个移动互联网格局上的竞争有了一个终结，终结完了之后就进入下半场。我记得最早提“下半场”的时候，一个核心意思就是流量红利终结、人口红利终结之后，该怎么增长，怎么发展。当下半场来临，或者开启下半场，这个只是中国互联网行业自身的现象，还是整个大的社会和时代现象。

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现在有一个说法，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持续深化改革。当我们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另外一个词就是新常态。其实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幸运，经历了国家经济、社会、文化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大家被进步主义的情绪所笼罩。到了一个时候你现在发现在这种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谓的新常态，我们要从超高速发展变成一个中高速发展。表面上看速度慢下来了，人口红利渐渐没有了，这是一个现象。

另外从全球去看的话，我觉得全球化也进入了下半场。全球化上半场享受红利嘛，到下半场全球化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但是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重新孤立起来，那我们应该怎么用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保持增长，这也是一个下半场。第三个下半场说得难听了，在座的各位的下半场，人生差不多还有半辈子。

张一鸣：我希望长一点啊。

王兴：应该大半辈子。

骆轶航：大半辈子，你没有说四分之一我已经觉得很欣慰了。

那其实下半场的意思就是说，在座的三位跟上一代的，马云老师、李彦宏老师、马化腾老师，跟他们不太一样。他们现在哪怕进入下半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OK了。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有更大的雄心，但是其实他们也还OK了。过去的二十年，各位或者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者勤奋努力工作，把握住了时机，获得非常好的增长。在自己还要继续往前再去走的时候，达到巅峰、高潮的时候，下半场来了，速度变慢了。

你们觉得这个下半场是中国互联网自己的现象，还是我们一个大时代、大环境，包括这个国家的改革发展、世界的变化，是同步的事情。你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张一鸣： Robin说移动互联网结束，要看下半场这个词是在多大周期来说的。可以说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浪潮，但更大范围我们可以说信息技术是一个小浪潮。如果说信息技术的话，大概是二十世纪初。

王兴：没那么早，我觉得六七十年代，半导体发明。

张一鸣：起源于无线电，就在一九零几年吧。可能计算机的话是从半导体开始，那就是六七十年代。

骆轶航：就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始。

张一鸣：我们说新技术，信息处理，通信，TMT。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移动互联网可能是相对的一拨小浪潮，最活跃的、最active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以信息技术来说我觉得还在展开的过程中。

骆轶航：还在展开的过程当中?

张一鸣：对。

骆轶航：那我这么去解释你的说法，如果说信息技术产业，上半场可能不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整个互联网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是上半场，下半场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张一鸣：我认为移动互联网肯定不是一个分界点，应该是互联网的放大。

骆轶航：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整个浪潮的一部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互联网的路铺好了，我们往上放什么东西的问题，放数据，放智能。

张一鸣：也不全是，因akamai竞争web应为移动互联网渗透率提高嘛，连接的密度增大，信息传输，吞吐量增大。这些规模增大之后，我觉得还会有质变。所以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可能是暂时过掉高峰了。但是更多的连接，更多的数据，更强的处理能力之后，应该还有机会。

骆轶航：还有大的变化。中间可能会有一个短的摸索期和沉寂期。

张一鸣：对，可能会有短的沉寂期，从渗透力角度上来讲可能上半场已经结束，中国可能过一半了。

王兴：全球也差不多。

骆轶航：全球也差不多了，为什么那些美国公司现在着急东南亚市场，对他们来说东南亚就是下半场。

张一鸣：昨天有一篇文章说，工业革命之后，很多产业一开始搭建铁路，搭建电场，然后就有很多创新，到后来可能是重品牌，重渠道。那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就已经进入到重品牌，重渠道的时期了?我其实打问号的。我觉得我们不像工业时代。

骆轶航：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世界太无聊了。

张一鸣：对对对。

骆轶航：所以王兴怎么办，下半场是你挑出来的一个概念。

王兴：我喜欢思考一些边界的问题，划分一半一半是最容易的边界。很多问题都是A乘B的问题，例如用户数乘以每个用户平均时长，那是总花费的时长，或者用户数乘以每个用户创造的价值，是总价值。增长有几种情况，一个是A涨B也涨，这个增长最快;一个是A涨B不动，这是一种增长形态;另一个是A涨B下降，就这几种组合。可能最早两个都涨，用户数快速增长，还能翻倍，每个用户的价值也能够翻倍。

到今天，从用户来讲，中国的网民正好过了一半，中国十三亿人，现在7亿网民过一半。全球也正好差不多，那么你的用户数不可能翻倍了。但是每个用户能够创造的价值还远不只翻倍的空间，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骆轶航：就是说白了在既有的用户数量基础之上，每个用户的价值，这个价值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ARPU值。个体身上所承载的数据的量，可以被挖掘的这种信息的量，可以被智能分析的量，ARPU值都包括在里面。

王兴：我觉得这里还有好几个数量级的上升空间，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

骆轶航：但那个挖掘起来，中间可能也是会需要有短暂的半年、一年、两年、三年的振荡期和摸索期，还是会很快。这事是可以无缝的下来?

王兴：这个我觉得不好讲，你看从哪一个角度。原来我想的下半场概念的时候，一方面中国的网民渗透，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另一个也是很多角度，例如宏观的角度，中国人口红利过去了，中国劳动力人口数，就是劳动年龄定义的16岁到60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下降了，过了拐点。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一路向上的，所以这个拐点也过去了。

骆轶航：也过去了，跟大的时代，包括跟社会发展也是有关系的。

王兴：但另一方面很多是交织在一起的，我非常同意一鸣的说法。你不能孤立地看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这个事情，人工智能现在方兴未艾，可能这些搞了几十年的铺垫，现在终于有强大计算能力，很多的数据，也有好的算法，它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情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结束之后再开始另一个事情。就跟钱穆当年有句话，叫“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它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于每个时间点你是往回看还是往前看。

骆轶航：所以我们用像钱穆这样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程维你怎么看，你的下半场来了吗?滴滴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快车、专车、出租车，现在还有很多城市，我们可以让出行更深入，很多神经末梢还是可以进去，还是说现在你觉得接下来可能，过去几年这种大规模的增长也到了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围绕这些车、这些用户，做一些更多、更不一样的事，你怎么看，你是不是会比他们更慢一点进入下半场阶段，还是会更快?

程维：上半场肯定滴滴还没结束，但下半场已经来了。

骆轶航：也是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程维：因为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企业能够在四年、五年、六年放到这么大，肯定有一些大的时代的背景。信息时代也好，互联网时代也好，其实都是定义而已，再往前工业时代，再往前农业时代，农业时代两千多年，工业时代三百多年，应该说正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之前这二三十年的大时代背景，开始出现了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我认为九几年开始的那一波互联网浪潮，像BAT，再到后来像移动互联网出来的滴滴，头条，其实都是靠“连接”。最早人和人的连接受制于一些物理的限制，人和人，人和商品，人和信息。原来的连接其实是必须要在一定的物理空间里才有可能发生的。但是PC技术，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可以跨越时空，构建很多超级连接。

所以腾讯整合了所有人和人的连接，淘宝整合了所有人和商品的连接，头条整合了人和信息的连接，美团点评整合了人和所有线下服务体系的连接。

王兴：吃喝玩乐。

程维：对，吃喝玩乐，滴滴整合了人和交通工具的连接，这些超级连接重塑了原来每一个割裂的产业链，构建了巨大平台的机会。

骆轶航：原来不可能连接的东西和点连在一起了，打破了产业的壁垒，时空的壁垒。

骆轶航：是，如果每一个智能手机都是五千块钱的话就不行。手机成本的降低，让连接变得更方便。

程维：所以滴滴的使命就是连接所有的人和交通工具。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一样，更高效率连接人和信息，更高效率连接人和吃喝玩乐。我们已经连接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连接了一千多万辆，连接了几亿用户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永远这么连接下去吗?什么时候是边界，什么时候是尽头。像人一样，我觉得他的上半场，就是人的早期是长身体，越来越大，但是20岁以后身体就不会再越来越大了，但是你的智慧，你的心智，你会越来越成熟。

我觉得这个平台也是一样的，它不再靠更多的连接，就像王兴讲的，可能是ARPU值，可能是更多密度以后，带来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突破，它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重构一个产业链，可能进入更深刻的形态。包括国际化，在国内的连接到了一个瓶颈以后，你开始要构建更大范围内的连接，这个我们开始在想滴滴可能要准备好下半场了。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是抓住了上半场连接构建平台机会的最后几张船票。

骆轶航：刚好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个人这五六年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程维说的20年高速发展的大变革中最后几年，抓住这个东西，前边的一批人他们可能抓住了那十几年。你看BAT的话，也就是1992年我们变成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到现在24年了，他们基本上抓住了其中的18、19年，然后你们抓住了其中的5、6年。

程维：其实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海外的投资，投东南亚，投印度，其实像欧洲、某个小岛、日本，并没有出现很多年轻人可以快速地去通过创业，通过投入未来的一些技术，去获得很快的成长。

骆轶航：所以这是这个国家的幸运，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过去20年让大家抓住一些东西。

程维：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孙正义就问他，为什么日本有了索尼、松下、软银这些企业以后，年轻的企业就听得不多了。我说我们这种企业是属于最后的机会，其实还会像美国一样，他会持续不断一代一代技术进步，会有一代一代的企业创业，能够持续推动这个国家发展。

骆轶航：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刚才我们看郭台铭先生在会场，在某个小岛已经是青年企业家了基本上。因为还有更成熟的像张忠谋先生这样的企业家，今年86岁。

程维：孙正义说他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骆轶航：在我们这里马总都已经算是岁数比较大的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