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负面清单契合中国开放内生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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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日前分别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自今年7月28日起施行。从两份负面清单来看，不仅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出现大幅瘦身，而且所列清单内容有不少是超出此前市场预期的开放举措，包括备受关注的金融证券、汽车制造、船舶与飞机制造、电网与部分农作物种子生产，等等。另一方面，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已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将进入交换清单出价阶段。而日前结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会议，确认在年末“达成一揽子成果”，甚至不排除采取关税自由化等过渡措施等。

　　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各种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中国以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陆续向世界释放超预期开放措施，不断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积极谋求与区域和全球重要经济体达成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以建立长久稳定的市场准入机制。本质而言，既是中国致力于促进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责任担当，也是在多边贸易体系与繁荣共生理念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以持续开放履行中国在市场准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承诺，以此向新一轮全球化提供重要动力。

　　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这15年间，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部分还原了企业作为市场什么叫公关意识主体的属性，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使我们得以分享国际产业转移的红利，国内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对民间资本的逐步放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年均超过9%高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1.0版。第二阶段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8年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开始逐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也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迈进。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终于通过加入WTO嵌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价值链分工中去，以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市场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2.0版；第三阶段即2001年到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在这11年间，我国在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经济的规模从2001年排名世界第七位的1.3万亿美元做大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同时也将贸易体量做大到全球第二。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3.0版。而第四阶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周期，中国作为全球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一，如何以更大幅度改革开放向本国与世界释放发展红利，进而谋求国家发展的战略升级，而十九大给出的2035年与2050年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与发展目标，即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与路径安排。

　　无论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价值链如何演变，都离不开对柔性商业规则的争夺与修订，更离不开基于海上通道对全球贸易与资本的深度嵌入。只是在全球既有经济贸易秩序主导国看来，中国自“入世”以来，在经济实力成长和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地位提升已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国际危机公关案例。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在2001年之前基本处于全球贸易边缘地位的中国，通过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一跃而成为世界出口冠军。而且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不断上升。上述这些成就，显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难以适应的。因此，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乃至倒逼中国二次“入世”，以将中国的发展态势控制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既有秩序框架内，是他们的战略目标。

　　不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做到独自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合作性博弈理应成为贸易伙伴之间的优化选择。同样，环顾今日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切割中国的核心价值链。整固制造业竞争优势、稳步提升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是中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一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