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炒作区块链？一场暴富幻想驱动的合谋与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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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在 2017 年的疯涨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如今，区块链公司、风险投资家、媒体和散户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着暴富商机。

当各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开始用更谨慎的方式对待 ICO 时，它带来的投机热潮正在全世界继续蔓延。

豪华的办公室，密集的市场活动，充满利益纠葛的合作伙伴和一直在研发的产品构成了这个被理想主义和精神胜利装点的地下王国。所有人都说 90% 的人都是在炒作，但没人知道这 90% 的人都在哪里。

新旧世界

从南京东路地铁站出来，往东走两公里就到外滩。

在 2014年，这里每天要接待超过 50 万名游客。到黄浦江对岸，就能看见东方明珠脚下的平安金融大厦，旁边是交银金融大厦和中银大厦，还有一些热衷于以“诚、信、投”命名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公司，他们同样热衷于在国金中心、招商局大厦这样的地方租一间办公室，让人觉得他们和那些名字有某种奇妙的关联。

挂着不同的牌照、带着不同背景的金融公司，从地铁站里走出来的衣着合体的职员，还有挂着沪牌、轮播着全球主要股指的早餐车，在过去几十年里把陆家嘴变成了一个金融业胜地。

“他们（传统金融业）觉得紧张是正常的，毕竟区块链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王超一边说着把手扬起来朝向东岸——也不知道是无心还是有意，黄浦江成了新旧世界的分界线。“最近好多记者来采访，都是刚开始写区块链。还是因为炒作的太多，我们也希望行业早点洗牌，回归理性。”

王超办公室里的窗户正对着外滩，东方明珠塔和平安金融大厦都在取景框里。楼下的行人里，大部分是对上海冬天的气温有所低估的游客，不少人掏出手机拍照，对着对面的东方明珠，或是身后的万国建筑群。如果他们好奇这些建筑里都装着什么人，会有穿着制服的服务员为他们开门，再乘一辆像是从《布达佩斯大饭店》里搬出来的电梯到五楼，说不定就能看见正在接受采访的王超。

几年前，这些地方零星坐落着一些 P2P 公司，他们蹭着余额宝的余威，打算颠覆对岸的那些老旧东西。再后来，口号和标语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拥抱监管，期待行业洗牌”。等到洗牌开始，他们身先士卒、醉卧沙场。

到去年底，一众区块链公司开始在外滩落户，热潮让他们感到时不我待。

“我理解很多人把 ICO、区块链和 P2P 联系在一起，是有很多公司在赶着风口炒作。但区块链本身是一种趋势，可以说是对传统商业彻底的颠覆。”王超说，但他可能也不太确定这种描述能不能说服坐在对面的记者，公司还没有能做出来产品，也没有能给媒体和合作伙伴演示用的 demo。

之前，王超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公司于海外举办的发布会、ICO 的推进、与合作伙伴的会面。2017年11月，他们在德国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营销活动，接下来的目的地是韩国和新加坡，相比中国，当地的监管层对 ICO 和数字货币的态度要温和很多。

王超的代币还没有公开募集，只是通过私募的方式卖给了几家机构投资者。王超本打算在去年七月开始公开募集，但当时的舆论正在把 ICO 推向风口浪尖，这让他有点犹豫，并最终决定把 ICO的日期推到十月之后。

但计划最终被打乱。去年 9 月 4 日，央行联合七部委下发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公告给 ICO 定了调。在那个糟糕的九月，王超一边庆幸自己的代币没有登陆二级市场，一边和其他公司一样忙着把公司主体搬到海外。

央行出台的文件改变了 ICO 的玩法，请名人来做顾问的方式不管用了，想要公开募集资金的公司先要拿到机构的投资，还要付给交易所一笔不菲的发行费。王超还没想好下一步的规划，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春节之后公司在新加坡的宣传活动上，他们想请一些风险投资家和演艺界的明星去助阵。在那些天里，王超密集的与合作伙伴和公关公司会面，他想让自己的公司有更多曝光的机会，但他又不觉得现在是公开募集的好时机。

“我们希望等市场更稳定一些，团队还在不停的做产品。现在炒作的人太多、非理性的情况也太多。”王超说完这句话便站起来，示意采访结束。他本来留出了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但现在有一个临时安排的会面，对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 90%的公司都在炒作。”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自己的助理送记者出门。可能是突然意识到这样有点失礼，他又亲自把记者送到电梯门口，握手作别，“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过度去解读，能有比较正面的报道。我们不希望这个行业受到伤害”

造富商机

尽管只是一些尚待证实的坊间传闻，但很多人相信一些公司愿意花大价钱去寻求在主流媒体上的曝光机会，支付形式包括比特币或是 ICO 代币。ICO 的投资目前没有太多逻辑，价值参照便是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由此，主流媒体上露脸的机会颇为难得。

区块链公司更愿意给代币、或者一些私募份额，去换取利益绑定。在广告收入和诱惑力更大的币价面前，一些媒体和交易所愿意接受这样的合作——过去的一年里，比特币莫名其妙的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目睹过这一奇景的人不愿意放弃第二次暴富的机会。

“资本论你看过吗？有 100% 的利润就可以去杀人了，炒作算什么。”蒋斌说。他的角色有很多——媒体广告的代理人、行业分享会的组织者、区块链技术最忠实的信徒。他不持有任何数字货币，但他声称自己从 2011 年开始关注比特币，并深深地崇尚去中心化的思维、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的极客精神。 

蒋斌的活动每月在外滩举办，他会邀请从事区块链技术的初创公司、小有名气或不怎么出名的基金和业内人士，他们都自称自己是区块链的骨灰级玩家。在开场的介绍里，蒋斌称自己原本从事 PE 投资，到现在依然掌管着百亿的产业基金——但他现在的重心仿佛全放在区块链上面了。他们可以为代币市场的涨跌总结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逻辑，比如美国出台的新政策，交易所的费率变化，有关中国监管机构的最新传闻。

“很多公司现在都不公开募集了，过年大家都要用钱，大城市的韭菜把 ICO 普及给小城市的韭菜。等春节一过，交易量就上来了。”蒋斌说，“为什么很多公司都不发 ICO 了，因为市场低迷，币价涨不上去。等到比特币再涨到一万美元或者一万五，新上的币可能就多了。”

当有人向他请教时，他便把这样的理论作为提前埋伏的论据。尽管上涨难以提振，但人们怀着暴富幻想不断加入，市场的规模依然在扩大，监管政策对 ICO 的冲击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人们参加这些社交活动的目的大多是换取一些机构的认购份额，把自己变成庄家的一员，才有可能赚到钱。一些机构甚至会把手里的份额转售出去，在项目登陆交易所之前，就先赚到了钱。

交易所赚的要更多，新的币种上线，要支付一千万元左右的发行费用，交易手续费带来的收入则更加可观。一些头部交易所一天的手续费收入可能会突破上亿元。

胡雪峰在九月的政策出台后涉足币圈，他原本在管理一支私募基金，除了 2015 年，他的基金每年都能获得不错的回报。他从没投资过比特币，也不投资任何 ICO 代币，他在做一门被称为“币值管理”的生意。

“一个币本来是 5 块钱，我们可以把它拉到 17 块。”胡雪峰说。他不太愿意解释具体的操作方法，只是说大概是用大量的资金去稳定币价，不要出现暴跌或者暴涨。这样的客户，胡雪峰每天要接待十多个。

“因为我们手上有大量的钱，也有大量的筹码。操作起来就跟国家队救市一样。”他说，“现在韭菜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现在中国搞不了，就全都去海外去做。我们之前的客户在韩国交易所上币，我还以为我需要进去维护一下价格，结果大家都在炒，我拿点钱鬼用都没有。”

他相信交易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维持币值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胡雪峰不想公开自己通过币值管理赚了多少钱，尽管他也认为 90% 的公司都在行骗，但他还对 ICO 市场成为下一个中国 A 股充满信心，他正在和朋友研发一套交易系统和量化模型，准备去从不甘落伍的韭菜身上赚更多的钱。

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的，一份数据显示，在 2017 年中国国内新成立的 46 家基金机构中，有9 家专投区块链项目。老牌的机构和一些风险投资家也在大肆布局。

“P2P电商运营如何做 是这样、众筹是这样、ICO 也是这样。中国总会有这样的群体，再好的技术、再好的概念、再好的工具，只要被他们盯上，就会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到最烂，让人望而却步。”张晓晨在美国经营着一支名为 Fintech4Good 的基金，投资当地的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投资区块链公司的新基金也正在募集。

支撑这些野心的自然是代币市场的交易规模，只要一直有人加入，就意味着赚钱的机会还没消失。

全球逃亡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 ICO、数字货币监管趋紧的背景下，大批区块链公司和交易所纷纷远赴海外。

“挂 *** 太低端了，现在都直接移民去国外了。”胡雪峰说，他指的是那些利用比特币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尽管那些人对于出国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胡雪峰相信是他们“害怕了”，“非法集资这个罪名，说你是你就是了。公司也怕散户去闹，一旦有****件，非法集资的帽子就扣上来了。”

去年 9 月，韩国也效仿中国出台过类似的文件，之后又对交易课以重税，但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ICO 是全球性的，现在大家都去韩国炒，全世界的人一起炒。你根本不知道有可能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监管文件有啥用？”胡雪峰这样评价他在韩国的所见所闻。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在几天前针对 ICO 颁布了相关的监管指导文件，文件称监管机构将依据 ICO 项目所涉及车宣传海报的行业与业务的差异适配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单纯的代币交易将归由澳大利亚的消费者通用法规进行管理，而提供金融产品的 ICO 项目则受《企业法》的监管。

在美国，当地证监会（SEC）同样宣布将部分 ICO 项目纳入监管体系。此前，金融研究机构Autonomous Next 发布的一份 ICO 报告显示，ICO 这种融资模式已累积实现数十亿美元融资，Tezos、The DAO、Bancor 等项目更是通过 ICO 实现 2.32 亿美元、1.523 亿美元、1.52 亿美元的巨额融资。

公司、投资者和交易所都在加快速度向监管更加宽松的地区逃离，比如日本或新加坡，在过去一年里，新加坡见证了多起成功的 ICO，尽管大多数 ICO 的规模并不大，基本位于 150 万美元到1500 万美元在之间，他们还是远远超过了该地区绝大多数创业公司的种子轮融资金额。

“我很看好 ICO，我也相信很多了不起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会通过 ICO 改变商业历史和人类命运。”张晓晨说，这代表了一些风险投资家的看法，他们认为现有的股权与债权融资都意味着相当高的成本，ICO 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并不应该是现在的景象。

张晓晨认为，ICO 的增长在全球范围正在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期。各国的监管在不断的调整，ICO 案例的国别比例也随之不断变化。

国内新出现的区块链公司几乎都没有注册在中国。在央行联合七部委整顿国内 ICO 期间，币安迅速转战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数字资产交易所。目前，其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 600 万人。 

“我对于区块链技术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研究表明，全球的最大、最了不起的机构都在布局区块链技术，很多国家也在布局区块链技术。”张晓晨说，他称海外从业者对中国的监管政策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未来的监管思路，不是如何将手臂伸出国门将这些在海外做事的机构拉回来惩罚，而应该进一步研究这些创新所带来的挑战，为真正的创新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中国，监管层似乎正在进一步收紧政策。中国日报此前的报道称，中国正准备出台新规进一步限制 ICO，特别是通过海外平台发行。而央行旗下《金融时报》也刊载了类似内容，称中国央行将对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网站进行监控，以遏制因该禁令而引发的投资热潮。近几个月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加密货币市场，包括关闭交易所和将 ICO 定性为非法集资。

先富起来的人

“先富起来的人都在想着怎么继续赚钱，这个造富机会很短，可能就这一年就结束了。”胡雪峰称，他的团队正在加紧对交易模型的研究，希望能尽早投入使用。

最为知名的李笑来在之前成立了硬币资本，去投资一些区块链公司。更早之前，他曾创立比特基金，据说专注于互联网相关领域的天使投资。

2013年底，《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比特币市场的报道，其中提到李笑来时描述称，“北京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比特币观察人士团体说，现 年 41 岁的李笑来是中国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人之一。

最近一段时间，李笑来会在微博上宣传他的“糖果盒”，这种新式的发财秘密将不同的项目方将各自的糖果锁定到同一地址，并联合发行。以李笑来的“糖果盒”为例，目前锁定的包括 PRS、BIG、XIN、MTN等近 20 种代币，而这些代币背后均有硬币资本的身影。在上个月，糖果盒的注册人数已经超过了 500 万。

“李笑来就是骗子。”周子恒说，他在 2012年前后花了大概 50 万元购买了 250个比特币，到现在，这些比特币的价值在 1200 万元左右，“区块链技术发展肯定会带动币价上涨，但不是靠李笑来这样的人去带动。”

这种想法能够代表一些媒体和舆论之外的比特币富豪，他们依靠 2017年的涨势迅速暴富，并用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看待接下来的 ICO 与区块链热潮。周子恒打算继续持有这些比特币三到五年，他也不打算参与任何 ICO 项目。

“这些钱是我该赚的，因为我坚持持有下来。”他说，“ICO 不一样，大家都抱着赚快钱的心态进去，就都赚不到钱。”

传统金融业则在用一种略带悲观的态度看待区块链和 ICO，在上个月点名警告以迅雷“链克”为代表的变相 ICO(代币发行融资)风险后，1月底，互联网金融协会再发文提醒关于防范境外 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

“区块链技术本身很吸引人，但是到现在，大家没看到任何大范围的应用。”一家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全天候科技，“区块链最好的应用就是在金融业，但是现在几乎一点落地都没有，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在这之前，一些金融公司会用区块链技术提升某项业务的效率，或是宣布开展研究。

去年12月，招商银行联手永隆银行、永隆深圳分行，三方之间成功实现了使用区块链技术的跨境人民币汇款。微众银行、万向区块链和矩阵元则在 2016 年成立了联合区块链实验室，共同进行区块链底层平台开发。

去年 7 月，这一底层平台 BCOS 正式开源，平台通过集成身份认证、非对称加密算法、引入技术治理功能、支持全面监管审计功能。银联、平安银行和光大银行也都宣布过类似的新闻，但涉足具体金融业务的案例几乎没有。

“要相信监管的力量。”上述股份制银行的高管称，“无论是谁来问我 ICO 的前景，我都建议他仔细通读十九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