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待了3天，我有点明白为啥中国手机厂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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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于我，此前仅存于阅读之中，乔布斯年轻时曾来这里追寻精神导师，Beatles在这里写了“白碟”里的很多歌，更早一点，成天晃膀子、思考人生的拉里，最后也是在印度醒悟，回到美国当了个出租车司机。但我这次来印度，并不为寻求什么人生真谛或精神导师，目的很现实，中国手机厂商们都在涌向印度，我想来看看这片“梦幻之地”，估计同行的记者也是为此而来。

到达班加罗尔是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左右（比北京时间慢两个半小时），为我办理入境的工作人员身材微胖、皮肤很黑，笑着对我说了声“你好”，然后用英语问了我此行目的、待多久、职业之类的问题。班加罗尔机场覆盖了由运营商Tata DoCoMo提供的免费Wi-Fi。

（班加罗尔机场）

印度本地的SIM卡需要实名购买，而机场又无随身Wi-Fi可租，于是我们每到一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Wi-Fi。

我们住宿的酒店（The Leela Palace）居然还设置了安检，包括机检和手检，每晚我们回到酒店时都还要再检一次，而且这并非特例，我们进到另一家酒店的餐厅吃饭时，发现也要过安检。酒店提供免费Wi-Fi，在退房的瞬间，与房间号绑定的免费Wi-Fi帐号即会关闭。

我们在班加罗尔醒着的时间大概有1/5在大巴车上度过，时不时就遭遇堵车，司机技术高超，常能完成一些匪夷所思的掉头。

（堵车场景......）

这里几乎看不到自行车，铃木、现代汽车很常见，公交车大多破旧，前门常常不关，但我并没有见到很多人扒在公交上的“盛况”，就我所见，这里的公交反而不如北京拥挤。摩托车随处可见，路边还有提醒“佩戴头盔，安全驾驶”（wear helmet and be safe）的告示牌。此外一种明黄色的三轮摩托车（auto rickshaw）也很常见，有车牌，按里程计费，Uber、Ola已经在一些印度城市开通了“叫三轮”服务。

（破旧的公交车）

我还多次在路上见到一个叫“ZipGo”的app广告牌，广告语是“智能通勤”（commute smarter），搜索后得知这是一个智能公交系统，维护了一批干净、车况更好的公交车，打开app就能查询已开通的线路、预订座位。

（ZipGo广告牌）

导游多次带我们体验“印度式过马路”，与“中国式过马路”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斑马线和红绿灯设置更少，我们过马路于是更奔放，导游在路边就地做手势拦车，我们一哄而过。有次我对同行的一加印度员工说：“这里过马路就像一场冒险，需要勇气和技巧”（cro品牌危机公关含义ssing street in this area is just like an adventure, needing courage and skills），她大笑着点头，连声说“Yes！Yes！”

我在这边还见过一个叫“Public Eye”（公众之眼）的app广告牌，这个app受班加罗尔交警官方支持，能随手拍下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并向交警举报。我在Google Play上查阅了这个app，目前还没有举报“印度式过马路”的选项。

（Public Eye广告牌）

我在大巴车上还看到了一些很驳杂的景象：路上的印度妇女多穿着印度传统的纱丽，男性服装则已经彻底西化，T恤、Polo衫、衬衫、卡其裤、牛仔裤、西装之类，但有些确实又脏又旧；Levi's、tempur的店面就直接开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而隔不了多远就是破旧的小卖部；路边还有三层的意式餐厅（招牌是“Italian Kitchen”），大落地窗一览无余，漂亮得像玻璃礼盒，而旁边不到100米就是一处尚未开发的荒地，丢弃了不少垃圾；抬头能经常看见飞鸟，有时三五成群，有时单独一只，都不像家养的鸽子。有好几次堵车的时候，我向窗外骑摩托的印度人点头、招手打招呼，他们也会笑着点头回应我。

一位同行的女记者说她想看看“高楼大厦围着贫民窟”的场景，我觉得班加罗尔市中心的繁华、便利程度完全不输北京，但我也在某个立交桥下看到了一些破旧的帐篷，覆盖了一层灰土，但没有看见有人进出，我还见到垃圾回收站（根据垃圾堆积数量判断）旁边也住了一户人家，一个目测不到6岁的孩子就坐在门口的地面上玩耍，皮肤黝黑，橙红色的袍式衣服已经脏得发灰。

其实这种反差在北京也存在，如果我坐着大巴车，从虎嗅所在的东四出发，一路向东，从二环一直开到东五环外，直到八通缐末尾的土桥，也能看到一个复杂的北京，只是我们可能已经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来印度我们自然就有了“他者”视角，对贫富差距也恢复了敏感和兴趣。

我们在班加罗尔先参加了一加的一场发布会，一加CEO刘作虎用英语宣布将与富士康合作实现印度本地化生产。

这是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发展的新趋势，根据《财新》9月的报道，金立、vivo、小米、联想、华为要么明确计划，要么已经在着手实现本地化生产。在2015年2月印度政府出台新的税收政策后，对中国手机厂商而言，在印度本土生产、销售，要比在中国制造、印度销售少缴纳约12%左右的税。

我看见旁边的印度同行在用魅蓝Note 2，就和他搭了几句，他说自己很喜欢这款手机。这位印度同行也为一家科技博客storiesio.com写稿，还来北京参加过魅族的发布会，他对我这个中国人也很感兴趣，问我的名字和职业，我写了虎嗅英文站地址（huxiu.me）给他，他立刻就在手机上打开浏览。同一桌上还有一个印度同行拿着小米手机。那天storiesio.com对这场发布会的报道里有这么一段话：“更有趣的是，因为小米、金立、一加这样的玩家在着手实现本地化生产，我们能期待更快的物流，手机也能更容易买到，未来还会有更多可怕的价格战（fearsome pricing wars）。”

我们在班加罗尔的第二站是一加印度办公室。这里的陈设和国内互联网创业公司没什么两样，宽敞的开放式办公空间、桌上足球、懒人沙发、涂鸦墙，员工年轻、随意，女性也是现代西式打扮。我还和一加印度员工来了场桌上足球友谊赛，结果5比10惨败。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了一次短暂停电，不到一分钟就解决了。

一加印度负责人Vikas Agarwal和刘作虎介绍了一加在印度的发展状况，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加利用了印度三大电商Flipkart、Snapdeal、印度亚马逊之间的竞争关系。“能把OnePlus拿下来，对他们三家都意义重大”，刘作虎说，而且对印度亚马逊的价值可能比另外两家更大，抓住这一点，一加与印度亚马逊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在排他协议期间，一加只在印度亚马逊上售卖，而印度亚马逊在某个价格区间里也只售卖一加手机。

（一加印度负责人Vikas Agarwal讲解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状况）

我们第一天的晚餐在一家叫“The Black Rabbit”的西式酒吧。天色已晚，路上不时就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几乎见不到女人，但酒吧里有几个，正在和一起来的男人聊天。这里和国内的小酒吧没什么区别，有免费的Wi-Fi，不停放着很躁的英文歌，阁楼的栏杆上挂着几块小黑板，用粉笔画着漂亮姑娘、写着酒水名称，天花板上几排灯罩内壁画着各式花卉。酒吧旁边就是一家名为“iPlanet”的苹果授权店，据进去的记者同行讲，里面还没有iPhone 6s现货。

（The Black Rabbit酒吧）

第三站就是印度亚马逊，中途曾在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短暂停留，一层的品牌有星巴克、施华洛世奇、Levi's、Tommy Hilfiger、CK Jeans、Gap、Zara、新秀丽、Forever 21、Jack Jones、Only、Vero Moda，我们笑称这是“印度大悦城”。

印度亚马逊在一坐名为“World Trade Center”（世贸中心？）的写字楼里办公，进门时也要安检，还需要佩戴访客证件，上面已经印好了我们的名字和所在媒体。在印度亚马逊那一层，他们的员工刷自己的门禁卡，让我们在不同的区间通行。他们的办公IT设备和国内互联网公司没有明显区别，在供我们短暂休息的房间里，能通过很多面巨大的落地窗鸟瞰班加罗尔，落地窗上有一些白板笔笔迹，还贴着一些便签。

（印度亚马逊所在的World Trade Center）

亚马逊印度负责人Amit Agarwal讲了自己第一次见到一加手机的情景，有次他回西雅图亚马逊总部开会，见到一位技术高层拿着一加手机炫耀。他还透露现在印度亚马逊有专为一加设置的团队。

随后我们参加了一加举办的印度粉丝见面会，在一个自助式餐吧，这里没有Wi-Fi，现场很热闹，不停有粉丝给刘作虎赠送礼物、要求合影，有一些粉丝误以为我们也属于一加团队，也拉着我们合影，只要有粉丝上台发言，都能激起哄笑和掌声。我们和其中一位发言的粉丝聊了几句，他说自己是个摄影师，还给我们看了他用一加一代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绿叶上的瓢虫微距照片非常漂亮（他给我们看的相册名以“VSCO”开头，所以可能用VSCO滤镜处理过）。

（刘作虎和印度的一加粉丝交流）

最后一天一加印度员工带我们去看了手机市场。先是Reliance Digital，这是一家连锁的3C卖场，在店内不能拍照，品类很全，手机、4K液晶电视、游戏机（PS4和Xbox 360）、各品牌PC、Mac笔记本和iPad、耳机、音响、iPhone配件都有。苹果、三星、HTC、索尼、微软有自己的小块专区，iPhone 6s尚无现货；索尼专区摆放了上一代旗舰Z3+和其他更低价的型号；微软专区摆放了Lumia 640、640XL，还有两款更入门的机型，没有见到之前的旗舰机型Lumia 830或930。其他手机则被陈列在长条柜台上（其中可能包括HTC、三星、索尼的少数机型），其中还有诺基亚的功能机，仅有几款手机价格超过两千人民币，印度本土品牌如Micromax、Lava价格几乎都在千元以下，国产手机仅有一款金立和一款联想。总体而言我觉得这家卖场没有比国内3C卖场差很多，只是一些最新产品稍微落后一点。

（Reliance Digital卖场）

接下来是市集。我原以为自己会来到华强北或中关村一样的地方，结果真的只是市集而已，一些像小卖部一样的破旧小门脸，分散在一条街上，摆在柜台里的功能机比智能机还多，整条街拥挤、嘈杂，散发着臭味，门脸对面几米就是卖帽子、水果之类的各种小摊位。

（一个卖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小门脸）

最后则是地摊，一条街上好几处，几乎全是功能机，其中不少诺基亚1100、7610、N70之类的经典型号。

（卖功能机的小地摊）

在班加罗尔待了3天之后，我觉得印度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发展很分裂，一方面已经有人开始着手用移动互联网改变大家的出行方式（Ola、ZipGo），政府甚至利用移动互联网发动公民相互监督（Public Eye），但另一方面，在号称郑州舆情监控“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居然还有功能手机地摊存在。

在国内已经消失殆尽的功能机向智能机换机红利，在这里依然存在。此前我很多次看到类似的数据，但现在我切实感受到了这样的机会，聪明的国产手机厂商们自然不会放过，才会扎堆往印度跑。

我们的导游Shaan在用小米2，有次在班车上和我聊天，说他本来想换营销产品OnePlus，但发现印度亚马逊最近有活动，全新的16GB版本iPhone 6只需要三千七百多人民币（目前国行官网价格4488），“我肯定买iPhone 6”。

对有志于高端的国产手机厂商而言，苹果的阴影在印度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