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中国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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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的开始。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不断成长，变得更强更大：GDP大概是12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中，中国已占115家；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在校大学生。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仍旧处于焦虑中。因为“机会”，他们不断所追寻的东西。在过去，我们提到商业，脑海中第一个闪现的词便是“竞争”。而现在，你还来不及摆好姿势和竞争对手厮杀，用户就已变成了另一个物种。过去商业世界的主题是和对手竞争。未来商业世界的主题是追赶上用户。

《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桃皇后说过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在我们这个地方，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之前，会认为这是童话；2017年，会意识到这是现实。用户就像一条河，在奔腾向前；而企业与用户便是一个追赶的过程。

在未来18年中，一方面是大者越大、强者恒强；另一方面，是所有人都在逾越规则、所有人都在离经叛道，后面的很快就会超越过去。

对此，我将未来企业面临的问题总结成以下六点：

第一，我们不是强者，还能不能登上舞台？

第二，我们刚刚进场，怎么找到新玩法？

第三，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遇到天花板？

第五，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

第六，中国能否赢得良性的全球发展环境？

而对于以上六个问题的结果，从我不断请教高人所得出的阶段性答案，将其总结成了“六个脑洞”，同时我也将其称为——中国式机会。

动车组脑洞：弱者是否还能登上舞台？

沈南鹏：你看到的舞台单调，那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舞台本身正在变得更大。聚光灯下的主角在膨胀，但在聚光灯外，在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角色在登场。

得到的作者之一刘润老师曾发出如下一个疑问：今年的一些热门企业来历都有点奇怪？他们大都出身在二三线城市。这些企业都不是从一线城市发展，而是从二三线城市的成功逆袭。

一线城市人口聚集多，信息传播快，示范作用好，为什么这些成功的消费品牌反而诞生在二三线城市呢？

一种产品，无论是价格、消费习惯、还是供应链的成熟度，只有通过城市检验后，才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复制。然而从中国人口分布结构来看，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在二三线城市，他们更能代表典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二三线城市，虽不像一线城市庞大，但本身也是一个不小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同时也不像一线城市选择那么多、竞争那么激烈。于是，天然就成了消费品牌的实验室。

李丰说，“如果拉长时间范围看，过去一百年全世界已经有三次消费升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向全球输出了立顿，还有一些酒类品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输出了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上世纪80年代，日本贡献了索尼、松下等品牌。

按照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想见，未来全球的大消费品类，都会有中国品牌的一席之地。

举个例子。

2017年，很多人都在谈论喜茶。其实，还有一家叫做古茗。7年前，它在浙江台州的一个镇上开了第一家店，今年开到了第1200家店。想不到吧？那他有什么诀窍呢？其实都是这种小知识。比如，他就发现，在小镇上开店，装修不见得要多高大上，但是灯一定要亮，要成为当地的路灯。镇上的灯光通常是很暗的，你的店特别亮，顾客就觉得这家店更好、更干净。你看，这种知识难吗？

这种知识，即使你不在大城市里，听不着热门的创业课，也见不着硅谷大佬，你也一点都不可惜，因为这些知识只能来自于实践中的点滴积累。在很多人眼中，这不是技术，不是创新。

但是不要忘了熊彼特的教导：“创新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的创新，没有必要走什么捷径，扎到最深深的现实中去，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墙上有这么一句话：结硬寨，打呆仗。这是我们的商业信仰。

商业世界里有一些自古不变的朴素道理。比如货真价实，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对客户诚信，做生意要赚钱等等。这可能就是下一轮崛起的创业者的群像。

这个认知，是我今年开的非常大的一个脑洞，我称之为叫“动车组”脑洞。

为什么这么说？

过去四十年，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认知，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先富带动后富，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一线城市带动二三线城市，精英带动普通人。在这个认知里，我们认为中国是一辆绿皮火车。

但是，从2017年发生的桩桩件件来看，中国已经分明是一组动车。很多人还不知道动车的原理，其实简单说，就是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如果靠火车头，车厢越多，就车速越慢。而在动车组，车厢越多，也就意味着动力单元越多，速度反而不会慢下来。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脑洞称之为“动车组脑洞”的原因。

中国正在从一种“追赶式”的力量变成一种“溢出式”的力量。

热带雨林脑洞：刚进场，如何找到玩法？

在近两年中，有一匹黑马快速崛起—快手。去年，快手的日活跃用户大概是3000多万；今年12月，它的日活已经过亿。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此，快手创始人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儿，在快手上药品打广告陪了我一年了，每天晚上他都要表演一段拉二胡。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对啊，拉二胡一般都是右手持弓、左手握弦，而这位老人家是反的，两种可能，一种他是左撇子，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还有一种可能，说明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要么单身，要么老伴离婚或者去世。所以，他只能自拍。

这种生活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为什么？因为电视台的摄影记者爬不了那么高。为什么现在可以被记录？因为这些工人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在深山中都有网络。

最难被互联网世界连接的人、最难被记录的人、那些社会末梢的人，就这样因为短视频，被接入了这个时代。而快手这个连接器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每冲进来一拨人群，就成就一拨连接器，每成就一拨连接器，就诞生一拨商业新物种。

随着新物种越来越多，商业的打法出现了一种从流量思维到超级用户思维的转变。

过去，受互联网的影响，普遍企业都觉得主流的商业打法，应该是流量思维。一个网站需要更多的点击，一个小店也应该开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但是这个词背后是一种冰冷的心态。不论你是什么人，你在我的商业棋盘上，就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流量，用一个统一的词汇，掩盖了互联网世界的丰富性。

过去这20年，互联网人口红利爆发，大量的人从线下转到线上，从真实世界移民到网络空间，用“流量思维”来数人头，图进取，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现在，流量越来越贵，而且都已经被巨头垄断。

那一个新的创业公司，要想崛起，没有流量还怎么玩呢？只好变玩法。

互联网人的“狩猎采集时代”已然结束，“农耕时代”即将开始。

什么叫农耕时代？就是圈一块地，种一季粮，精耕细作，秋收冬藏。至于能圈多大，看你的本事，但是对这块地上的每一棵庄稼，心态就不一样了。他们不是什么点击量，他们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用户，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

2017年，吴声提出了一个词，叫“超级用户思维”。也就是说，因为新物种越来越多，商业的打法出现了一种从流量思维到超级用户思维的转变。所谓的“超级用户思维”，就是我不仅关心我有多少用户，我更关心我有多少超级用户。

超级用户模式虽然由美国人首创，但是中国市场正在赋予它更大的想象空间。

德鲁克说过一句话，“企业的使命是创造并留住客户”就像新加坡，我地方很小，但是我尽可能提供干净的市容，良好的法制，宽松的环境，丰富的全球资源链接，你来我这里，给我交点税，就像你给小区交的物业费。

但是这就够了吗？不够，超级用户思维不止是营利模式的变化，它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的迭代。它还有一句更重要的潜台词：我希望你以我为荣。就像一个城市，我不仅要提供你生活的良好设施，我还要给你提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荣耀感。

面对超级用户思维，我们能做的只有量减少：

第一，要尽可能做让用户觉得长脸的事。

第二，就是绝不给用户丢脸。

而以上便是第二个问题的讲解，我将其称之为“热带雨林脑洞”。

比特化脑洞：跟不上变化会被淘汰？

想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先来看下2017年变化最快的一个地方——新零售。

它快到了什么程度？快到了，没有人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所以，只好在老概念前面加了一个“新”字，管它叫新零售。

新零售的玩法和打法，今年看来只是一个买棋子、做布局的阶段，真正的好戏，得明年上演。

新零售说起来很玄乎，但其实本质很简单：

两个字，效率；三个字，高效率；九个字，用一切手段提高效率；十六个字，用一切手段全方位无死角地提高效率

有的，在数据算法上下功夫；有的，在支付上下功夫；有的，在物流配送上下功夫；有的，在建仓策略上下功夫；有的在创造场景上下功夫。

无论如何，本质上都是让你“想要就要，马上就要”。在你的购买欲萌发时，就能完成支付。在你的购买欲消退前，就能完成送货。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快递来。你看，效率的提升就是这样一点点挺进。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这一点一点的量变，已经积累到把你的生活改变。

也许会有人说：既然是效率战争，就很简单啊，找到货更快，支付更快，送货更快，不就行了吗？

你想过没有，在人的脑子里，还可以继续比拼效率。去年跨年演讲，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认知战”。价格战，不管多惨烈，仍然是靠产品本身赚钱，战场仍然摆在商场里；而认知战，战场只在用户的头脑中。价格战的目的，是消费者仔细权衡之后，选择我；认知战的目的，是消费者只知道我。价格战的目的，是在比较中胜出；认知战的目的，是不存在比较。

速度、速度、速度，你看我们刚才讲春节宣传海报，从货逼近人的速度，支付的速度、送货的速度到认知的速度，我们其实只是想问一个问题，这么强调效率、速度，演化这么快的领域，真的把那些不赶时髦的人甩出去了吗？

前几年，几乎所有产业的人都在谈互联网冲击，似乎互联网是一张过时不候的船票，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大家都深陷在所谓的转型焦虑中。

但是，在2017，连一个水果摊，一个烤红薯的，都已经被微信、支付宝拽到了线上，还有什么互联网转型的问题？

2017年，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认知，什么处境，有没有互联网思维，不管你是一个传统超市，还是一个夫妻老婆店，都被资本，被阿里系、腾讯系的力量，用投资、并购、地推、补贴的方法拉上了轰隆隆的战车。

2017年，有一个词大热，叫“赋能”。这个词的发明人，阿里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务长曾鸣说：“赢得未来的制胜法宝，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调动不属于你的，组织外的资源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原来不能，但是我有办法让你能。这就叫“赋能”。反过来，我是一个小创业者，我怎么调动阿里的资源呢？就是反过来接受它的赋能。

去太原网站推广年，我们还是想：如何变成一个带有互联网基于的企业。而今年，只要你握住来自比特世界的那支赋能之手，就已经是一家互联网企业。还有什么转型焦虑可言？

而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第三个问题所开的脑洞，“比特化脑洞”。

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正在被迅速比特化、数字化。2017年，新零售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比特世界是一个需要我们攀爬的山峰。

但是，2017年，比特世界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脑洞。原来它哪用你攀爬？它是主动匍匐到你的脚下，席卷你，拽住你，托举你，赋能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脑洞。

过去几年，我们经常会害怕一些大词。我们受到互联网思维、免费、共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概念的冲击，我们一时恍惚，觉得这个世界下一秒就会变得陌生，我们会因此掉队。但是，明白了比特化脑洞，我们明白了，有两个趋势永远不变：

第一，无论产业怎么演化，都是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化。所谓的新零售，不过就是让更多的人，以更便宜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更好的体验，买到更丰富的商品。这一点，不可逆。

第二，分工会越来越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只做专业的事。越专业的人，就越不会被时代抛下。这一点，也不可逆。

拔河脑洞：中国经济会不会遇天花板？

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少，会不会发展空间不够，后劲不足？直言就是：中国会不会遇到增长的天花板？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前面三个问题，不管是什么答案，都没有意义。

2017年，我问遍身边的朋友，哪个时刻你觉得很重要？这回我问的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他说是10月20日。

那一天，坦桑尼亚批准了巴加莫约（Bagamoyo）港口项目。这个港口预计3年后建成。建成之后的吞吐量相当于现在非洲东部所有港口的总和。这是中国无数个海外建设项目中的一个。那为什么这个港口很特别？

我们先来看一眼坦桑尼亚的地图。

这个红点的地方就是巴加莫约（Bagamoyo）港口，它连接着坦赞铁路。坦赞铁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援建的项目。质量非常好，但是现在运行得并不理想。为什么，因为这条铁路沿线没有什么大城市。现在每周只能开行两三趟车，开起来也是晃晃悠悠速度慢得很。

但是，坦赞铁路的两侧还有一个别名，叫“南方粮食走廊”。可耕地是9亿亩，80%都没有开发。

巴加莫约港口修建以后，这片地方就可以和全世界，尤其是和中国连接起来。那是什么结果？放飞下想象力。

中国的耕地非常有限，大家都知道一个数字，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底线。其中有5.5亿亩耕地是种玉米的，这里面相当部分是做饲料用。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饲料用地转移到坦桑尼亚去，用他们的5亿亩土地来种中国需要的饲料。这并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最多对猪的粮食安全有点影响，但是中国这边就有可能腾出来几亿亩的土地。

在这样一种连接中，受益的绝不只是中国。

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局限在中国本身。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中国会不会遇到增长的天花板？这个问题必须在全球的框架中才能找到答案。

世界不再只是国与国的拼图，而且是由基础设施连通的网络。世界不再是分散平摊的块块，而是连起来的点点和线线。世界越来越像互联网。

光占有，不连接，就是一个资源孤岛，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把世界看成块块逻辑的bug。

但是如果把世界看成是点线网呢？那注意力就是放在基础设施上，放在互联互通上，放在塑造和维护供应链上。

在《超级版图》这本书提出了“拔河游戏”这个精彩的比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在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中。美国人眼里的博弈，是一场拳击比赛；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拔河游戏。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博弈逻辑的区别：

拳击比赛是强者的竞技，是有准入门槛的；而拔河游戏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人人都可以有贡献。

拳击比赛以击倒对手为目的；而拔河游戏只是想把供应链上高价值的部分拉过来。

拳击比赛取胜的关键是让自己更强大；而拔河游戏取胜的关键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自己这一方。

拳击比赛的输家必须离场；拔河游戏希望人人都不要松手

拳击比赛之所以玩不下去，因为世界已经越来越混为一体。

中国正在参与的拔河游戏的逻辑来看，所有国家的人口、产能、资源、资本和技术，都共生在一条供应链上，休戚与共，谁也不能放手。这里面的博弈再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而是绳子往哪移一点，主导权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

那么拔河游戏里面，谁能获得主导权呢？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胖子多的、肉大身沉的、心更齐的有优势。在拔河游戏里，人口规模、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说到这，你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在全球那么积极地去参与修建基础设施、去维护供应链，为什么积极地倡导“一带一路”。

拔河游戏不关心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只关心价值的移动方向。

理解了拔河游戏，你就会明白，中国和美国，这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也许根本就不在一条赛道上竞争，甚至根本就不在同一幅地图上竞争。它们看到的是两种图景，实践的是两套逻辑。

不要以为两套逻辑，就一定有好有坏、有优有劣。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说，“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反面，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真理。”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出来的第四个问题，中国的经济会不会遇到天花板。还记得我前面说的么？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前面三个问题，不管是什么答案，都没有意义。

听完拔河游戏这个比方，有没有一种开脑洞的感觉？而这就是针对第四个问题所开的脑洞：“拔河脑洞”。

终点站脑洞：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宏观，但是它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

好像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所以持续性并不好。

这种声音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阵模型”。简单说就是：“随着成本提高，产业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

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中国承接亚洲四小龙。所以，21世纪初，中国才成了“世界工厂”。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产业转移的中转站而已。

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中国在雁阵中永远也不会是领头雁，你虽然规模大，但是你干的是低端产业，是别人转给你的。

第二，随着中国各项成本的提高，“世界工厂”的地位迟早是要交出去的。这就是可持续性问题。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趋势仍然没有减缓。那说好了的产业转移呢？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掉到那个预言中的大坑里？

2017年，我遇到了一个人，他给了我这一年最大的一次思想冲击。这个人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的，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

而以下，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就关于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角色是什么，他跟我讲了4个小时。

这个解释的核心着眼点在于，这一轮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到底是西方国家不愿意干了，转到中国来？还是他们干不了了，转到中国来？这是这个解释的核心。

施展引入了看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维度，过去几十年，世界产业演化的速度在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几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是火车。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是汽车。

这次产业革命的典型产品是手机。一部手机买了之后，能用多长时间？大概1年，大多数人就已经更新换代。

还记得一个品牌叫诺基亚吗？在它被微软收购的时候，CEO约玛•奥利拉说过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从产业演化速度的角度，也许我们能给出答案。

当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诺基亚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在所有手机厂商中，它是拥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最大厂商。这意味着它对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把控力，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是最强的。但是，智能手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是创新。而诺基亚的庞大生产线，就意味着它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

所以，诺基亚是怎么死的？是被它沉重的肉身拖死的。

当西方国家整体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个急迫的需求，就是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只做观念层面的创新，不停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在以前时代的创新，创新的基础是技术，技术本身就构成竞争壁垒；但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创新，创新的基础是观念，观念本身很容易被抄袭，所以它的竞争壁垒就是自己的创新速度，只要我的速度比你快，你就永远只能追赶而没法抄袭。

在制造业领域，谁能把这对矛盾给化解了？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到。

中国企业的高度分工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个简易打火机，28个零件，在浙江的一个村子里，那就分成了28个专业厂家生产，然后再组装。平时你看到的那种卖1块钱的打火机，成本可以压到1毛钱。施展老师在浙江考察的时候，就见过一些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可以说是专业化到极致，效率也达到极致了。

但是与此同时，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还密集地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他们彼此之间有互相配套的关系。上游需求一变，这种配套关系可以迅速重组，确保弹性。

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做到？

这里面既有“命”的成分，也有“运”的成分。

所谓“命”，就是中国独有的禀赋，其他国家想学也学不去，那就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所谓“运”，就是中国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恰好踩对了节奏。

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前国际贸易是“产业间贸易”，而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是“产业内贸易”。

什么叫产业间贸易？就是中国人80年代干的，用十几亿条裤子换人家一架飞机。用成品换成品。

什么是产业内贸易？就是美国苹果公司要生产iPhone，供应链遍布全球，而中国分担其中的一部分环节。

那中国就非常容易打开这个缺口了。中国就会利用自己的超大规模性优势和兼具效率、弹性的优势，在这个机会窗口里开疆拓土，攻城略地。

规模不再只是规模，规模本身就是能力。

这是在2017年我开的第五个脑洞，我把它称之为“终点站脑洞”。

枢纽脑洞：中国能赢得全球发展环境？
中国能不能营造一个良性的全球发展环境？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中国机会很多，中国增长还没遇上天花板，中国的优势很独特，那你一家独大，别人怎么办？别人过不好，我们也好不了。所以最后的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和世界建立良性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未来的全球角色是什么？

在《枢纽》这本书中，施展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中国一直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请注意，不仅现在是，历史上一直都是。

什么是“自变量”？就是它一变化，系统就变化，它的变化是参与到系统的生成和演化中的，这种大块头的因素，就是自变量。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就是世界系统的自变量。

还记得吗？总有人说，中国很倒霉啊，我们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似乎是中国的一个软肋。但是你一旦把思考角度转过来一看的话，世界缺不了中国。这就是自变量的地位。

但是，自变量只是说明你的重要性，还不能说明你在全球结构中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争来的，是世界格局演化逐渐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需求。

我们来看看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一个局部演化——

非洲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说实话，那个时候非洲经济发展是不错的。原因是西方的带动。西方要资源，要经济腹地，非洲正好有这些好东西，所以非洲的日子就好过。

但是一转眼到了1970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西方经济突然之间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停顿，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下降，非洲国家于是陷入到了非常艰难的经济困境当中。

然后呢，西方的危机很快过去了，我们都知道里根、撒切尔一系列改革，西方经济继续爬起来，80年代中期迎来一个繁荣的周期。但是，在西方的这一轮繁荣的同时，恰恰是非洲现代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十年。

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已经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代，超过70%都是第三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这和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个裂缝谁来填？上个世纪90年代，答案揭晓，是中国。

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理解中国的全球角色了。

西方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和欠发达国家直接形成经贸循环了，中国是全球经贸循环有效运转的必须结点。这不是什么推演，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正在变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十字路口，是资源、信息、资本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是世界的路由器，也是施展老师这本书的名字——枢纽。

作为枢纽，我们向原材料产地国家输出资本、制成品、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

作为枢纽，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业品和创新落地的机会。

2017年，我们已经看到，当大规模难民涌向欧洲的时候，欧洲既无法抵挡，也很难让他们融入。

就像《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说：“历史上的国家和社会衰败，更多只是影响到自己。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都可能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地方。”

中国2016年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总额为361亿美元，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是世界第一。这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是在非洲建设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把非洲的矿山、农田、村镇和全球连接起来。

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他们通过中国投放秩序。站在欠发达国家的角度看，他们通过中国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就是中国的枢纽作用。

中国，处于大陆和海洋的连接点上。

在古代，世界通过丝绸之路和中国互动，大陆是秩序的生成线，然后以中国为枢纽，向海洋世界投放秩序，海洋是秩序的传播线。

在当代，世界潮流反向而动，海洋世界是秩序的生成线，然后以中国为枢纽，向大陆的深处投放秩序，大陆是秩序的传播线。

但是，不管方向如何，中国都是联系海洋与大陆的中介性、枢纽性存在。

这是中国的地缘位置和超大规模性共同决定的，这是全球都希望中国去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认清楚这个角色和责任，我们就有能力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生存环境，就不会和现有的大国发生零和博弈。

这是这场跨年演讲试图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把这个答案称之为叫“枢纽脑洞”。